三、立法漏洞及其填补尽管对于限制人身自由案件的管辖，法律与司法解释已经做了颇为详细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仍有漏洞，与其它管辖规则存在一定冲突。
由于材料失实，在客观上，使不了解政策的退休人员大量加入到上访队伍中。人大代表和社会大众对地方政府滥用法律为工具让民众噤声的做法深恶痛绝。
所以，张本忠的所有行为根本就不构成非法。徐州市中院的判决书指出：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被上诉人铜山县公安局作为治安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对上诉人张本忠作出行政处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处罚过程中认定上诉人起草了信访材料的事实成立。有意思的是，在徐州市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中，已不再认定上访材料失实，而是指出：材料含有‘法理难容等带有煽动含义的过激言辞，且在正常递交上访材料之前，即在性质并不完全相同的退休人员的集会上进行宣读，引起了一些退休人员跨地区、跨行业集会，并对政府产生误解。作为一个熟悉中国法律、从事过律师和检察工作的刑事法学者，我看了上述材料，对张本忠案件有一个基本的结论，这是政府与法院的一场合谋，深知张本忠企图组织部分教师上访的行为触怒了铜山甚至于徐州的领导，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张本忠是难以讨得一个法律的公道的。即使不去查阅复杂的案件卷宗，单看这判决书，就知道徐州法院产生了一宗标准的冤案。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下情上达，了解民意。这些权利可以是言论，也可以用行为的方式实现，如公民上访的权利，乞讨的权利，也是行使表达权的方式。企业长驻法律顾问从前是没有能在律师事务所找到伙伴的律师的临时栖身地，现在成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就像1870年代铁路吸引顶尖律师的情形一样。
这些法官还被怀疑在臭名昭著的争夺伊利湖铁路公司（Erie Railroad）控制权的诉讼案中收受当事人的贿赂。大型律师事务所以及随之出现的企业律师等现代职业诞生于大生意、大案件、以及工业时代越来越大的政府部门。律师的功能就是帮助设计、谈判、起草法律文书来把不稳定关系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20世纪开始的把律师建设成为美国社会独立的，强大的公共力量，提高律师地位和文化权威的专业化努力在提高自身影响，推动法治进程在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罗斯福新政造成了政府的革命性变化，最终为律师和其他新兴特殊行业和机构创造了巨大商机。律师服务的条件也固定化了，律师事务所与主要公司客户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关系，处理客户除了企业日常运作外的所有事务。
这些机构成立之前律师是通过创造执业条件来管理的。有些事务所从内部增加，有些是通过合并。但是在实际上，律师的职业道德和非正式规范总是调整律师的利益几乎总是和客户的利益，尤其是和其他律师的利益保持一致。所以从一开始，专业化运动的动机就不单纯，既有思想崇高的平民改革意图，又夹杂着排除来自东欧的犹太人新移民，把他们当作替罪羊的动机。
他们的政策基本上反映了所在企业的利益：和平、繁荣、经济上重新振作起来的欧洲，使用军事和外交手段提高承诺、推动、保护外国直接投资的政府的稳定性，建立国际条约和仲裁体系确保跨国协议签署，解决国际纠纷。美国律师激烈竞争要在越来越利润丰厚的从前被欧洲人主宰的国际仲裁领域分一杯羹。右翼批评家和经济学家攻击律师是个卡特尔（cartels）目的就是限制外人进入，垄断服务价格。由于1920年和1930年代律师不良行为越来越多，申诉委员会惩罚和开除了一些律师，这些人追着救护车到医院，到葬礼上招揽客户，或者唆使警察或者医生给出事故的客户提供帮助。
法律顾问的工作是为他和他的公司购买和管理所有法律服务，向许多不同的外面的事务所拍卖专业性工作的片段尤其是复杂的诉讼。1978年15家律师事务所律师超过200人，1987年，超过200人的事务所有105家。
1870年，美国的高级律师是从为零售商、贸易商、生产商、银行、保险公司、尤其是铁路服务而发财。他们充当特别公司、贸易协会、或者企业政策小组的顾问，还是公民协会比如协调企业管理者和保守的工会领袖关系的全国公民联盟（the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成员，而且在离开律师事务所后，往往进入市政府、州政府甚至联邦政府担任要职。
即使在让人震惊的丑闻曝光后，申诉委员会也从来没有追查涉案的大型律师事务所或者他们的合伙人。但是到了1900年，律师界的成功典范被重新界定为那些专门为大企业客户服务的独立的多专业协作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发起的专业化运动意味着通过从平民中挑选道德高尚的专业人士，替换原来通过被称作种族移民都市机器（ethnic-immigrant urban machines）的政党和新企业联盟管理的方式来排除或者惩罚非白人和新移民。在这个领域，他们发现很多竞争者：英国的律师公司，跨国会计公司，新的欧洲跨领域联合体（multidisciplinary consortia）。这种宽松马虎的惩戒动作正对许多律师的胃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与司法行业的其他部门相比，美国律师总是强调他们对客户的义务凌驾于其对法庭、司法体系、第三方、公共利益等义务之上。因为律师有这样的关系网络，自然成为客户和国家机关之间的中间人。
但是，对于许多律师来说，充当政府雇员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就业机会而是事业上的挑战。大企业不再试图与政府部门和工会组织协商合作，而是挑衅性地挑战曾经为了保持稳定而接受的政府管理和与工会的协定。
针对公司的诉讼也在上升，著名的是有毒废物排放的侵犯公众权利行为和产品质量不合格。所以政府部门成为那些考入哈佛，哥伦比亚，耶鲁但是没有能被华尔街公司录用的边缘群体提供岗位的大本营。
首先是铁路，后来在石油和钢铁领域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协议需要技术很高、专业化很强的法律工作和譬如搜索吻合各州证券法的石油租赁所有权凭据等大量日常琐碎的工作。但是在他们肆无忌惮拥抱成功的商业标准的时，这样的呼吁显得非常空虚和苍白。
律师首次遇到这个问题是在1870年，当时一个影响很大的律师团体认为美国社会正在遭遇管理混乱的危机，而被揭露出来的律师自身的一系列丑闻让危机雪上加霜。他们试图重新设计基本的法律框架，以便容纳工业和金融企业的新形式。新组织起来的律师协会曾梦想依靠道德标准和惩戒制度来提高律师、法官、警察的道德水平，开除害群之马。1940年代作为内部会计措施在案件和客户中间分配开支的按时收费（Time billing）模式已经成为事务所内部管理和增加律师成果的工具。
相反，不管左派还是右派专家却都认为律师的专业主义和专业理想不过是用来捞取狭隘经济利益的伪装而已。他们促成（或者默许）容忍反垄断的民粹主义喧闹的管理模式，同时强行制订定价协议，提高门槛，增加小企业进入竞争的成本。
除了屈服于客户以外，。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律师协会新成立的申诉委员会把清除公害运动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低等律师、个人伤害案原告的律师等。
蓝西装和白球鞋的上流社会的事务所迫切渴望寻找从前主要在比较低等的专业领域如诉讼，和合并和收购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律师，而且还雇佣黑人和女性律师，虽然他们获得留任和提升的机会不大。1980年代，律师在口头上继续宣扬追求成为思想高尚的独立顾问的理想，同时作为雇来的枪手，带领客户在合法道路上前进，如果客户误入歧途，警告他们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到1970年代，90%以上的投诉案件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调查就扔掉了，违犯规定的律师虽然常常遭到申斥，但很少因为被控对重罪案私了或者明目张胆盗窃客户资金而被吊销执照，或者暂停律师资格。经过一段时间后，律师提出的倡议让司法实践发生了一些变化。新政本身就是雇佣大批律师的项目，到1939年，在联邦政府中工作的律师超过5000人，他们不仅仅为政府服务，还为客户群，或者需要与政府新机构打交道的选民支持者服务。（吴万伟 译）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律师一直努力要把本行业变成独立职业。
这些律师往往充当金融资本和企业之间的中间人，要么以企业的名义在世界各地跑，寻找购买其债券和股票的新买家，要么为美国投资者如投资银行寻找利润丰厚的外国企业。到了1970年，进入法律界的人士急剧增加，因为法学院数量增加，毕业生人数翻了一番还多（1950年22000人到了1990年达到132500人）随着同届毕业的婴儿潮的到来和女性进入律师界，律师数量从1970年的355000人增加到1980年的542000人，在未来20年这个总体数目将再次翻番超过一百万人。
在很多方面，他们在律师事务所的个人角色显而易见是创造州、国家、世界与美国资本主义协调一致的环境。该阶段的另外一个灾难（CASUALTY）是委托人的独立性专业理想。
律师们仍然要与政府官僚拉关系，但是惯用手法更多的在于其专业技能而非人际关系。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来自许多不同专业的律师群体，这就导致了律师事务所在数量，规模和地域分布方面的巨大增长。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评论列表